历史性裁决：最高法院终结IEEPA关税征收权
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多数意见，裁定特朗普总统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征收的”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违宪。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明确指出：”基于IEEPA中’监管’和’进口’这两个相隔16个词的词语，总统声称拥有对任何国家、任何产品、以任何税率、在任何时间征收关税的独立权力——这两个词无法承载如此重量。”罗伯茨进一步强调，IEEPA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关税或税收的提及”，而且”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将IEEPA解读为赋予此种权力”。这一裁决的法律意义远超个案层面，它从宪法高度划定了行政权力在贸易政策中的边界。
这起案件的宪法争议核心在于”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罗伯茨法官与戈萨奇、巴雷特两位大法官共同阐述了这一原则的适用：当涉及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决策时，国会必须以明确的立法授权方式将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而非依赖模糊的法律条文进行扩张解释。这意味着，自2025年以来通过IEEPA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包括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缉毒关税”（trafficking tariffs），以及对几乎所有国家实施的10%基础”对等关税”——在法律上已被宣布无效。据估算，进口商在IEEPA关税生效期间已累计缴纳超过200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问题成为悬而未决的重大法律和财政难题。
值得关注的是，持反对意见的卡瓦诺大法官在异议书中发出警告：联邦政府”可能被要求向进口商退还数十亿美元的IEEPA关税”，且由于”IEEPA关税帮助促成了与中国、英国、日本等国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法院的裁决可能对各类贸易协定产生不确定性”。这一表态揭示了裁决的深远外溢效应：它不仅关乎已征收关税的法律效力，更可能动摇过去一年多来美国与多国达成的贸易谈判成果的法律基础。
特朗普即刻反击：新全球10%关税与北美供应链的政策迷雾
裁决公布仅数小时后，特朗普总统便宣布将依据其他法律权限实施一项新的全球性10%关税，试图绕过最高法院的限制继续推行其贸易议程。这一举措立即引发市场震荡和法律界的广泛质疑。供应链行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政策不确定性非但没有因裁决而消除，反而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企业此前基于IEEPA关税架构做出的采购决策、库存布局和供应商选择，现在面临被推翻或需要重新评估的风险。对于那些已经将关税成本计入长期合同和定价模型的北美制造商和贸易商而言，这种政策的反复摇摆无疑是最大的经营风险来源。
在北美区域内，2026年正值《美墨加协定》（USMCA）启动六年期审查的关键时刻。最高法院的裁决与USMCA审查在时间上的重叠，使得北美供应链的政策环境更加复杂。IEEPA关税被推翻后，此前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的”缉毒关税”失去法律依据，但Section 232下对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依然有效。这意味着，从加拿大进口的铝制品仍面临50%的高额关税，从墨西哥进口的钢铁产品同样需要承担25%的税率。对于高度依赖北美区域内跨境零部件流通的汽车、航空和电子制造行业，关税政策的”双轨并行”状态——IEEPA关税被推翻但Section 232继续执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合规复杂性和成本核算困境。
汽车行业首当其冲：GM 40亿美元关税账单与北美产业链重构
汽车行业是此次关税政策变局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根据Section 232条款，美国对进口整车征收25%的关税，对部分汽车零部件同样适用高额税率。虽然美国已与英国和日本协商将部分税率降至10%至15%，但北美区域内的跨境汽车供应链仍面临巨大压力。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预计2026年全年关税成本将达到30亿至40亿美元，而福特汽车（Ford Motor）的净关税影响预计约为20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毕马威（KPMG）美国汽车业务负责人莱尼·拉罗卡表示：”今天的裁决和后续进展仍留下许多未知和重要问题。现在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刻。汽车制造商应继续为多种情景做规划，在贸易和关税格局持续演变的过程中，将供应链考量置于首位。”
北美汽车产业链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高度跨境整合的特性。一辆在美国组装的汽车，其零部件可能在墨西哥冲压、加拿大铸造、再运回美国进行最终装配，整个过程中零部件可能多次跨越国境。USMCA的原产地规则要求汽车必须达到75%的区域价值含量才能享受免税待遇，而Section 232关税的叠加使得合规计算变得异常复杂。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刚于2月19日宣布启动对USMCA汽车原产地规则的审查，这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不确定性。对于在墨西哥建有大量产能的亚洲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而言，USMCA审查中可能收紧的原产地规则将直接影响其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的商业模式。
铝、钢铁与半导体：Section 232铁幕下的材料供应链危机
Section 232关税体系构成了北美供应链面临的另一道坚固壁垒。铝制品关税已被提升至50%的历史高位，直接冲击了从饮料包装到航空制造的广泛产业链条。可口可乐、百事可乐、Keurig Dr Pepper等消费品巨头使用铝罐包装的产品成本显著上升，而Reynolds等铝箔制造商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样大幅增加。加拿大作为美国最大的铝进口来源国，其铝冶炼企业虽然在清洁能源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魁北克水电驱动的铝冶炼——但50%的关税壁垒严重削弱了其价格竞争力，迫使下游企业重新寻找供应来源或承受成本压力。
钢铁领域同样面临严峻挑战。25%的Section 232钢铁关税自2018年实施以来已持续近8年，深刻改变了北美钢铁供应格局。虽然IEEPA关税被推翻为部分进口产品提供了喘息空间，但钢铁和铝这两大基础材料的高关税依然牢固。半导体行业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Section 232对芯片产品的关税与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补贴并行推进，形成了”一手补贴本土制造、一手对进口征税”的双轨策略。对于在北美设有封装测试工厂的亚洲半导体企业而言，原材料和设备进口关税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建厂成本的进一步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CHIPS Act补贴带来的吸引力。
药品与家具行业：关税升级螺旋与供应链韧性考验
制药行业虽然尚未直接遭受关税打击，但悬在头顶的威胁已足够令人不安。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威胁对进口药品征收高达250%的关税，并已启动Section 232调查以评估药品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尽管去年12月，默沙东（Merck）、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诺华（Novartis）等主要药企与政府达成了为期三年的豁免协议——以自愿降价和增加美国本土制造投资换取关税豁免——但这一安排的持续性并不确定。全球制药供应链高度依赖印度和中国的原料药（API）供应，如果对药品征收高额关税，不仅会推高药价，还可能导致部分药品短缺，影响美国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
家具行业则已经切实感受到了关税升级的痛苦。目前适用于沙发、厨柜、化妆台等产品的25%Section 232关税预计将在2027年进一步升至50%。行业内部的分化正在加速：大型企业凭借规模效应和多元化供应链尚可勉强消化关税成本，但中小型企业已陷入生存危机。2025年末，美国知名家具零售商Value City Furniture的母公司American Signature Furniture宣告破产，成为关税压力下行业洗牌的标志性事件。对于从越南、中国等亚洲国家采购家具的北美进口商而言，关税的持续攀升正在迫使他们加速推进墨西哥近岸采购（nearshoring）或美国本土制造的替代方案，但短期内产能转移的时间和成本代价同样巨大。
2000亿美元退款悬念与北美供应链的战略重新校准
最高法院裁决留下的最大悬念是：进口商已缴纳的超过2000亿美元IEEPA关税是否以及如何退还。法院在裁决中并未就退款问题做出明确指示，这一法律真空地带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诉讼才能厘清。对于北美供应链企业而言，无论退款最终能否实现，这笔资金在过去一年多里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贸易流向和企业决策。那些因关税而加速将采购从中国转向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企业，不太可能因为IEEPA关税被推翻就逆转已经完成的供应链迁移。近岸外包（nearshoring）的趋势已经获得了自身的经济逻辑和组织惯性。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一裁决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工具箱的一次重大调整。IEEPA这一被特朗普政府广泛使用的”万能钥匙”被最高法院从关税领域收回，意味着未来的关税政策将更多地依赖国会立法或Section 232等有明确法律授权的路径。对于北美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美国本土制造商、墨西哥近岸工厂、加拿大资源供应商，还是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进入美国市场的亚洲和欧洲企业——当前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建立”多情景规划”能力：在USMCA审查结果未定、Section 232关税持续、新关税措施可能随时出台的三重不确定性下，企业需要同时维护多条供应链路径、保持库存缓冲、并将贸易合规嵌入核心运营流程。这不再是一个关于”效率优先还是韧性优先”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必须同时兼顾两者的生存课题。
信息来源：cnbc.com | scotusblo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