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挫败后的政策急转弯：从10%到15%的‘紧急替代方案’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全球商品征收统一10%关税的行为越权违法——该法仅授权总统应对‘具体、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威胁’，而非处理长期性贸易失衡。裁决公布仅24小时内，特朗普即宣布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将‘全球进口关税’税率由10%火速上调至15%，并强调‘立即生效’。这一条款自1974年立法以来从未被实际动用，其法律弹性在于：允许总统在‘美国国际贸易收支出现严重失衡’时，单方面加征最高15%的临时关税，期限最长150天，且无需国会事前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关税并非普惠式‘一刀切’。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明确表示，已签署的双边/诸边协定关税义务不受影响——例如马来西亚、柬埔寨输美商品仍适用协定外的19%惩罚性税率。这标志着美国贸易工具正从‘单边紧急授权’转向‘多轨并行’：第122条提供短期高压杠杆，第232条（国家安全）与第301条（不公平贸易）维持长期壁垒，形成‘三支柱关税矩阵’。
二、供应链成本重构：制造业回流预期落空，区域化加速深化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26年初最新建模测算，若15%全球关税持续满期运行，美国进口商品平均 landed cost（到岸综合成本）将上升8.3%，其中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纺织品三大类涨幅超12%。但与2018年‘中国制造2025’反制周期不同，本轮冲击并未显著刺激制造业回流——美国制造业PMI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50，本土产能扩张意愿低迷。相反，企业正以更精细的‘近岸+友岸’策略重构网络：
